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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育杭育(北方来客)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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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音乐人(作曲、钢琴教师) 大学客座教师 专栏撰稿人 出生于1978年。2002年举办过个人钢琴音乐会,2015年、2016年安徽省文化厅事业单位公招命题专家。 已发表40余万字专业、非专业文论于国内外各类报刊。文字类代表作《再听<黄河大合唱>系列》《大历史视野下的红色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音乐类代表作《我家就在新安江》《好了歌》《老街、老街》。 业余从事钢琴、声乐等专业课教学,有数名弟子在省级以上钢琴比赛上获奖,有数名弟子成功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有十余名弟子考入国内外音乐院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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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论外一篇:“失败的英雄”——罗来平  

2012-11-30 11:05: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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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看完罗来平先生的《我的回忆——成功与曲折》,让我想到的是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先生故去后《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梁从诫:今生为绿,来世为公》。

这篇由南周记者徐楠采写的文章中有几句话在我的脑海中印象深刻:

“…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

“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

“失败的英雄”?!

梁氏三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巨大声名,何以让梁从诫先生竟发出如此充满悲情的自嘲?

失败乎?

从现时的俗世意义上来讲,他既没有能够为自己的家庭与个人生活谋得什么待遇私利,也没有能够得以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发挥出自己的知识与才干,为民为国造福。的确,是失败。

但是,相信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和我一样,不会这样认为。在这样的时代,依然能够秉持专业精神和良知,并由此舍却现实利益(不为自己,也要为妻子儿女考虑啊),普天之下,几人可为?

梁先生是夜幕下的灯。

多一个梁先生,就多了一盏灯,一盏不至于令人对这个民族、国家陷于绝望的灯!

梁先生,是英雄,是罕见的英雄!是虽然已经离去,却依然,并且可以说愈加令人怀念、景仰,放射思想光芒的英雄!

罗来平先生也是这样一位 “失败的英雄”!且因一种特殊的机缘,使得我能够近距离的认识、了解、思考、求证。

平素说到罗来平先生,我从未称呼其名,而是带着敬意的叫一声“二伯”。他是我岳父的二哥,我夫人的二伯。我对他的认知来源于他赠送的书与文章,亲族间的闲谈,和几次不多的直接谈话,以及后来我有意识的了解其历史履历。

尤其是虽然几次不多的谈话,让我瞬间拉近了距离,多了一份亲近感、真切感。我认同他的价值观,我敬佩他的品与行。只是我无法割舍一些东西,无法像他那样做,欲学而不得。

二伯说,1961年从同济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毕业,直到1973年才有机会接触专业工作。20多岁到三十多岁,人生最好的年华白白浪费了。我有时想,假如是我,会怎样?结果,不敢想。

后来,我又想,1961年至1973年,是“三年灾害”(人祸)刚刚饿死了几千万,再进入全民癫狂的“文革”中期的时段,国家重病缠身,个体怎安泰?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多少家庭惨剧?还想着专业,不给你安个“白专”帽子整你、要了你的命,就要烧香了。不荒废,又怎样?能活着,不易了。

令人愤懑,真正要说的是,二伯从事专业工作之后,尤其是1978年文革结束之后直至1998年退休的这段被赋予了美好意义的“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按理说,是应该可以施展才华了!

可惜!

大环境算是可喜(与此前相比),小环境却是可惜!

被命运拨弄,与那些人“同事”!一个个妒贤嫉能,一个个明枪暗箭,一个个鼠目獐眼,一个个龌龊不堪,正派人掌不了权,掌了权的不正派。一个有着真知灼见、远见卓识并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的正派人和这么一帮子混账东西在一起,真是悲剧!

二伯在回忆中提到,曾与曹科、徐贤涛在一个办公室,曹是领导,二人为从心理上打击二伯,“有时曹和徐贤涛不知谈什么,也是我一回来,谈话便立即终止”。二伯说,“我不知道曹科为什么要时时处处提防着我,如此这般对待我”?

我的认识是,二伯高洁,名校毕业,有专业能力,有良知操守,不盲从,不唯上,没有羊群里学羊叫,狼群里学狼嚎,在他们眼里,是个不合群的异类,不愿随着他们的大流,容易坏他们的事,所以要防着你,利用一切机会打击你,折磨你,甚至小到宴请的时候单让你一个去食堂,明确的告诉你,你已被打入另册。

文中提到,曹科,这位党的干部,还是党小组长,1975年打着到巢湖办规划培训班的旗号,把两个儿子从巢湖调到合肥。王治平处长把李祖舜调到省规划院当副院长,为的是女儿毕业后在李祖舜的把持下进规划院。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潜伏》里的一句台词:嘴里头讲的全是主义,心里头想的全是生意(交易)。

以后二伯做的事情,虽然最后被证明是有“远见卓识的”,是应该那样做的,但应了那句话“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即使是有的事情做成了,但个人和家庭却付出了不应该的代价(在官场逆淘汰的制度下,个人难“进步”,待遇境况差,甚至连发个计算器都故意落下你),胜,也是令人唏嘘的惨胜。

你是对的,对的又怎样,他们偏不!而且,你基本上扭转不了他们的大局。反而因为你的坚持,让他们感觉“不和谐”、“很受伤”,因而要报复你,让你吃苦头。在这样一个非常态的环境里,君子是斗不过小人的,因为君子有操守,小人无底线。

纵览二伯的人生际遇,我想,在这样的权力制度下,他的遭遇是必然的。如果不改变制度性的东西,任何一个几乎都难以幸免。

曾经,我还寄希望于小环境,认为假如身边的领导爱才惜才,有气魄有胸怀,那么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但后来,不能深入的往稍远的时段和范围去想去推测,因为,那种可能性只能建立在一直有那样的领导和那样的环境永远能够“罩”着你,并且有足够大的权力“罩”的住你。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可能性。

就拿“合肥五里墩立交桥”的事情来说吧,就算处里、厅里,甚至专家评审都同意你的意见,又怎样?不就因为时任省长的一句“高大雄伟气魄”,就“把原来评为一等奖的合肥市政设计院方案予以淘汰,把原已被淘汰的上海城市设计院方案,复又评为一等奖,作为实施方案以讨好回省长”。你一个小小的技术科员竟敢发出不同意见,你不是毁了那帮溜须拍马的一级一级领导们的前程,要了他们小命了吗?!怎能容你?!

当然,如果二伯是一个圆通一点的人,如果小环境是宽容一点的,或许二伯的遭遇不至于那么让人扼腕。但是,二伯,他是一个傲骨铮铮、求真的人,他怎能做到低眉顺眼,自捏身段?他怎能做到违背内心真实的判断?他怎能做到“墙头草”随着风向转?

所以,去指望什么小环境,去指望当权为政者的宽容,都是靠不住的,唯有改变权力运行的制度性大环境,才是根本!

权力运行的大环境一天不改变,梁先生、二伯、……,便只能做“失败的英雄”。  他们在现实社会的“悲剧遭遇”,便会在我们所有后来者的心上刷下一笔浓黑的阴影,而且,这阴影会愈来愈厚,愈来愈沉重。

但是,我想,或也因竟还有这样“珍稀可贵”的“失败的英雄”,这些“民族之灯”,才使我们还能怀揣些许希望,坚持在悲观中乐观的前行!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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